其实何兆武先生的这本《上学记》06年夏天就出版了，错开热书风潮再读书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避免被铺天盖地的评论干扰的晕头转向。
　　何先生一直在说他们那代人的国学根底很差，可如果他们那代人的国学基础都算差的话，那么我们这代年轻人根本毫无国学根底可言。大部分人的英文水平并没有交谈如流，可是中文方面却又没有办法通读文言，那么我们到底在学的是什么，怎么学的呢，五四运动发展到后来已经变形，破四旧的时候否定过去的一切，但是现在毕竟已经与从前不一样了，可是为什么我们都没有进步呢。黄灿然在解读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要读经典》时说：文学绝不存在现在比以前好这回事。或许我们也可以从这句话中变位思考去解读理解这个时代。
　　何先生口述了自己前半生的上学经历，回过头再看，他一直觉得在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普遍有种自觉，一种求知的欲望激励着他们想要努力摆脱困顿的现状，一方面读书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环境也让他们相信读书可以改变自身进而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
　　后来那些从西南联大出来的学者们无不对那个地方抱有一种理想式的怀念，但是现在这种怀念更多的是表现在对于现实的不满上。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读书却可以很自由，相较于物质上的贫乏精神上确是两厢对比的富足。学生的选择性听课可以很自由，同样老师的教课也可以很随意，就连何先生自己也说，这在解放后是不可想象的事，他对自己在西南联大的生活与学习说了好多，可是后来到革大学习却只有寥寥数笔，那是因为他真心欢喜，对西南联大那些同学那些老师的回忆都是自然的发自内心的。人在满足自我的情境下，可能真的会激发出一种潜藏于自身而从未有被发现的能量。但是今天的教育，我们都在学习统一标准，因材施教根本不会因人而异，某一方面的天赋与兴趣在长期被迫学习并不擅长的知识之后渐渐被磨平，然后被打压的消失殆尽，兴趣与天赋都会被扼杀掉，因为社会需要的不是理想而是如何生存。对于广大学生而言，如果找不到一个相对满意的工作，那么将会落入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境地，如果说一个人要适应一个时代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老师与学生就在努力适应这个时代的（中国）教育制度，现代社会的结构与竞争的激烈已经容不下兴趣与理想，为了日后可以博得一席生存空间，明智之举只得是完成携带十项全能走过独木桥的杂技。人类从来都是信奉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是成立的，那么或许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出不了大师造就不了伟人的原因？因为我们都在忙着经济建设，因为我们有了物质之后还要物质物质再物质？难道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制度不应当反思么？
　　其实何先生还是肯定理想的，他所理解的幸福和金钱和物质没有什么关系，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战争一定会得胜利，然后肯定是美好的世界和美好的生活，当然后来因为整个社会与个人所经历的太多曲折，他也承认其实这是很天真的一种想法。但所谓“美好的生活”与“美好的世界”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虚无飘渺的、希望被实现而还未有被实现的愿望。可能这就是几代人之间的差异。
　　当陈丹青还在声嘶力竭地痛沉这个时代的教育的时候，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已经可以很冷静的传上小纸条——陈老师，你这样说来说去有什么意思呢，是要退步的。